尽管植物学在学科分类上归属于生物学，植物走向植物进而划入自然科学范畴，书写但从古希腊时期直至当代，后人其研究范式已发生深刻转型，批评逐渐从纯粹的植物走向植物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伸与渗透。

被誉为“植物学之父”的书写古希腊生物学家提奥弗拉斯特，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后人弟子，其著作《植物志》与《植物成因》被视为现存最早的批评植物研究文献。提奥弗拉斯特虽以分类法探究植物的植物走向植物自然属性，但同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植物在农业应用、书写药用价值及哲学隐喻层面的后人多重意义。至18世纪，批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在《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属志》中，植物走向植物通过对海量标本的书写比较分析，构建了标准化的后人分类体系，将分类学与资源保护理念相融合，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石。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植物学研究开始突破实证主义的框架，转而聚焦于植物的社会文化意涵。特别是在“新物质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研究重心转向探讨植物与动物、人类之间的跨物种互动关系。进入21世纪，文学研究中的“植物批评”呈现出与生态学、性别研究、历史学、民族志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一方面，它审视文学文本中植物与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联；另一方面，它深入挖掘植物与人类感官体验、情感结构之间的深层联结。

生态与人类学视角

美国生态批评理论家斯科特·斯洛维克近年来深耕植物与生态议题，重点关注人与植物的互动机制，特别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基于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反思，他提出了“植物批评研究”这一概念，并确立了“亲属关系”、“主体性”、“他者性”、“生态系统”、“栖息地”等关键术语。

斯洛维克将植物批评界定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认知，涵盖历史、地理、植物学、经济学及文学等多个领域，旨在重构人类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系。他形象地将生态批评者的身份比喻为“抱树人”（tree-huggers）与“树木思考者”（tree-thinkers）的结合体：既对自然怀有深情，又致力于探索植物的符号象征、文化内涵及心理意义。这一视角延伸至人类学领域，用于审视生态、环境与人类精神生活的互动，进而对自文艺复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质疑与反思。

英国植物学家戴维·比尔林的《植物知道地球的奥秘》将植物置于世界中心，探讨其在碳循环及生物进化中的核心作用；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的《森林如何思考》则聚焦亚马逊雨林中鲁纳人的生活习俗，从符号学角度解析植物的表意能力。在这些学者眼中，森林不再是单纯的资源库，而是由人类、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符号互动网络，植物本身成为了意义生成的主体。

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旨在通过重建植物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亲近自然的方式疗愈当代人的精神危机。此类探索在《忧郁的热带》《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末日松茸》等民族志作品中屡见不鲜。在文学创作领域，迟子建的东北风景书写、刘亮程的新疆边地景观以及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备受瞩目，成为纯文学中极具辨识度的风格类型。这折射出当下读者，尤其是青年群体，渴望通过自然的滋养来缓解身心“内耗”的深层心理需求。

地方、情感与女性视角

近年来，生态批评领域逐渐走向专业化，地理批评、动物批评等新兴交叉学科为植物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将文学中关于森林、植物的“绿色语言”视为承载集体情感结构的文化符号。这种“绿色的语言”往往象征着逃离城市喧嚣的怀旧之地，折射出工业文明背景下城乡情感的断裂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人文地理学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细化为景观、景物乃至具体的植物。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分析了中国山水画中植物符号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与情感结构；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则在《空间性》《处所意识》等著作中，将风景视为多重情感的凝结，使其成为“处所意识”的载体，赋予地理绘图以深刻的情感意义。

女性与自然的天然亲近性，使植物批评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美国学者苏珊·格里芬在《女人与自然》中指出，女性虽如植物般沉默，却能与自然建立天然的联结，二者相伴相生。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的《花神的女儿》聚焦博物学史上的女性科学家，重新梳理女性与自然、知识及艺术的关系，探讨女性如何借由植物表达自我。近年来，随着韩国作家韩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关于女性与植物关系的讨论再度升温。这种批评模式将女性与植物视为同构体，指向边缘群体的失语困境，以及对既定社会文化体系的无声抵抗。

走向“后人类”时代

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的后人类理论致力于解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她提出的“赛博格”与“伴侣物种”概念，揭示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平等共存的可能性，并从跨物种伦理的角度重构社会文化秩序。在《伴侣物种宣言》中，她将“伴侣动物”的概念扩展至“伴侣物种”，包括水稻、蜜蜂、郁金香乃至肠道菌群。这些生物与人类平等共生，或许正是未来人类生存的关键所在。

美国哲学家迈克尔·马尔德在《植物之思》与《哲学植物》中，梳理了植物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演变，提出了一种后人类语境下的“植物性”（vegetality）。他认为，植物通过“群体智慧”，实现了时间的迭代与空间的扩展，达成了哲学意义上“非认知、非观念、非图像”的动态扩张。

意大利哲学家埃马努埃莱·科恰在《植物生命》中，基于西方“植物恐惧症”（phytophobia）的视角，探讨了植物在跨物种共生实践中作为环境介质的关键作用。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分析了科技新浪潮下控制论的演变，探讨了后人类语境中身体的消隐及“赛博格”生存方式；在其新作《从细菌到人工智能》中，她关注人与植物的协同演化，以及人类如何与人工智能、微生物共同构建跨物种认知共同体。

在“后人类”语境中，植物批评常被应用于科幻文学研究，如美国作家杰夫·范德米尔的《遗落的南境》、韩国科幻作家金草叶的《地球尽头的温室》等。这一批评范式颠覆性地重构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认知框架，启迪人们以更开放的姿态，重新审视主体与他者、欲望与感知之间的能动关系。

植物既是触手可及的生命体，也是人类情感的载体。中国文学自古便有深厚的草木书写传统，在当下更扩展为风景与乡土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植物批评呈现出新物质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等多重面向，其独特的跨学科优势，必将进一步激发人文学科研究的活力。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植物书写｜走向后人类时代的植物批评》